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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企業管治大獎20周年: 推動變革的大獎

在慶祝「最佳企業管治大獎」20周年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Nicky Burridge採訪了自大獎設立以來見證香港企業管治環境轉變的人物。從強調披露的重要性到關注可持續發展,大獎反映出企業管治的重點變化,並幫助推動管治的發展。

 

撰文Nicky Burridge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2000年首設最佳企業管治大獎時,香港已經是區內企業管治領域的領導者,儘管當時的地區標準尚未發展完善。與公會本身一樣,大獎後來亦經歷了更名。事實上,香港會計師公會自1995年以來一直積極推動企業管治,編寫了五本刊物,包括改善企業管治的建議、成立審核委員會和董事酬金等方面。公會倡導及專業發展部總監戴尚文Peter Tisman)表示:「在促進卓越企業管治方面,我們走在香港前列。」

 

使如此,他形容當時的企業管治框架為「相當基本」,而早期的企業管治守則《最佳實務守則》僅有一兩頁紙。他說:「當時家族控制的企業佔大多數,某些方面的披露並不是特別好。關於董事會的會議次數、出席會議人數和酬金等方面的資料不是很多。」戴尚文補充道,儘管首屆企業管治大獎的評審團稱,按照國際標準來說香港的企業管治是相當不錯的,按照地區標準亦屬高水平,但香港還可以做得更好,以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儘管他認為獎項本身不可能真正驅動變革,但他確實認為公會的這項大獎有助於洞悉趨勢發展,支持變革,並推動公司和公營機構朝正確方向發展。他2011年推出的「可持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獎」為例,他說:「當時這方面並沒有很盛行,但是企業很快就朝這方面努力。」

 

大獎的轉變也反映出香港在企業管治領域的發展。多年來大會逐漸重視甚至增設獎項,特別強調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以及內地企業的管治等範疇。2016年,大獎進行了革新,名稱不再使用「披露」一詞。「良好的資料披露畢竟只是卓越企業管治的一部分而已。在2000年那時,資料披露普遍不足夠,那是需要重點關注的事項。」戴尚文解釋道:「但是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強調企業要有全面的企業管治文化,並要植根於公司的基因之中。」

 

為確保大獎與時進,大獎籌委會每年都會進行一次檢討匯報,檢視如何改進下屆大獎。他說:「我們一直探究跟投資者和公眾期望相關的範疇。」

 

大獎規模不斷擴大反映出公司對企業管治日益關注。第一年,評審團僅審閱了50份年報,共有七名得獎者。去年,評審團審閱了500多份年報和可持續發展報告,共有26名得獎者。戴尚文說:「這些年來,大獎的規模增長了許多。我們非常感謝遴選委員會、評審團、大獎籌委會成員和公會員工每年為大獎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

 

隨着香港的企業管治發展變化,會計師的角色也在演化中。戴尚文說:「會計師一直為企業提供關於企業管治、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方面的建議,這些年來隨着這些領域變得日益重要,會計師的角色也有所改變。」

 

他補充道,現在公眾也期望會計業在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在ESG報告中的量化和分析方面。他說:「這是推動更標準化的ESG報告鑒證的開端,而會計業定能在當中發揮作用。」

 

戴尚文希望看到大獎變得更自動化,利用科技將更廣泛的企業傳訊納入考慮,以更深入了解企業背後的管治和可持續發展文化。他還希望看到盡職管理守則和機構投資者職責有更大進展,以及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更高度融合。

 

然而,他最希望上市公司和公營機構都能主動達到社會、投資者和持份者期望,從而不再需要大獎的推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倡導及專業發展部總監戴尚文

 

認同良好企業管治的好處

毅偉商學院教授兼亞洲區副院長陳維康擔任大獎的評委多年,他看到這些年來公司對企業管治的態度,已從遵守最低要求轉變為認同實行良好管治的好處。

 

他說,自從大獎設立以來,香港企業管治的基準已大為提高。他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負面事件帶來了重大警示,促使大家做出更多努力,但我認為這仍然取決於公司持有者和高級管理層如何看待企業管治在整套價值模式中的重要性。」

 

隨着企業管治的發展變化,陳維康認為香港的標準需要反映本港市場國有企業和家族企業高度集中的狀況。他說:「無論是國有企業、家族企業還是上市公司,都必須達到最低限度的企業管治標準。但是同時,由於企業所有權的類型不同,企業管治的應用也需要有所不同。」

 

對於國有企業,陳維康在評審時關注跨企業貸款、國有資產的轉讓和出售、以及政府是否在董事會中發揮積極的管理角色。對於家族企業,他會看董事會的組成,並指出15年前,家族企業的董事會只需擁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而現在獨立非執行董事則需要佔董事會的三分之一,而他希望看到比例能進一步增加到50%

 

他補充道,1015年前,獨立非執行董事通常來自同一批人,所以他們會於不同公司董事會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他說:「現在,我看到有改進了。他們的獨立性、發言度和參與度都大為提高。」

 

陳維康看到的另一種變化是任命非執行董事和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透明度,以及董事會會議的資料披露程度都有所提升。他說:「公司現在不僅報告董事會會議的出席率,還報告會上討論的議題。」他補充道,即使如此,公司在董事任命標準和董事參與度方面仍然存在報告不足。

 

陳維康認為,公會的大獎有助於提高公司對企業管治重要性的認知。他說:「讓企業意識到嚴謹而令人信服的企業管治實務能為股東創造價值並非易事,但我認為公會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來推廣這個訊息,並向許多公司灌輸這種思維。」

 

他認為,大獎也營造了企業間的同行期望,並有助影響香港的監管框架。在過去五年,令他印象尤為深刻的,是看到更多中型公司甚至是初創企業參加大獎。

 

體而言,他認為無論公司僅僅視企業管治為合規工作,還是將其看作為股東增值的工作,都對公司的企業管治實務帶來巨大影響。「即使時至今,香港很多中型公司仍然只是遵守監管機構的最低要求,但與此同時,這些年來,排名前30%40%的公司在不斷加強企業管治,並意識到企業管治會對公司帶來好處。」

 

 毅偉商學院教授兼亞洲區副院長陳維康

 

持續發展

自從大獎設立以來,能源集團中電控股每年都榜上有名。該公司將其成功歸功於不斷改進的企業文化。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藍淩志Richard Lancaster)解釋道,公司在各個業務方面都不斷求進。他說:「我們相信,強大、成功和可持續發展的公司在業務的各方面都要有良好表現。無論是我們的運營表現、安全表現還是財務表現,這些都有助提高企業實力,而企業管治亦是其中一部分。」

 

他補充道,中電控股保持一套堅定的價值觀,業務的一切活動都以此為依歸。他說:「從事能源業,我們為公眾提供社會服務。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做正確的事情,並且要高度透明。我們有一套簡單而明確的價值觀:我們重視人、社會和環境,也關心營運業績並確保完全遵守法律和準則。」藍淩志說,中電控股由主席米高嘉道理爵士Sir Michael Kadoorie到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以至整家公司的一線員工,都實踐着這套價值觀。

 

他還補充道,中電控股建立了強而有力的企業管治框架,以確保貫徹融入集團的文化之中,而中電控股的董事會以及審核及風險委員會都致力監督集團遵守這些制度。

 

藍淩志指出,自從公會首次頒發大獎以來,企業管治在這20年間也在演變中,以應對商業環境和持份者對企業看法的改變。與許多企業一樣,中電控股也面對着巨大的策略挑戰,例如氣候變化。他說,這亦不斷改變社會對企業的期望,變得日益關注企業ESG方面的表現。「我認為中電控股處於這個趨勢的前沿,因為我們擁有嚴謹的企業管治框架、深厚的文化並認真對待企業管治。

 

藍淩志說:「中電控股重視企業管治的最大好處,是與持份者建立並保持高度信任。我們採用的整套企業管治方法、透明度及認真態度都有助於維繫信任。」

 

他還強調與持份者溝通公司的企業管治政策變化十分重要,他們包括投資者、客戶、供應商和合作夥伴以及其員工。「當企業管治制度不斷發展、改進和完善時,有人只視之為例行公事,而不一定了解其真正的內在價值。與持份者溝通並保持一致目標是最大的挑戰。」

 

他說,展望未來,中電控股將繼續專注於其ESG報告,而近年亦一直在加強報告的內容。該集團也面對部分任職良久的董事即將卸任的情況。他說:「去年,公司剛剛更新了董事會多元化政策,我們正在外遴選新的董事,讓我們在未來幾年繼續擁有強大多元的董事會。」

 

他補充道,該公司持續嬴得公會的最佳企業管治大獎有雙重好處。「首先,這對我們的員工來說是很大的鼓舞,並有助鞏固我們做對的事』的文化。其次,我們的高水平企業管治獲得外部肯定,這有助於保持持份者的信任。」

 

 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藍淩志

 

公司的良心

在中電控股年資很深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聶雅倫(Nick Allen)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在加強企業管治和董事會監督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在某層面上,獨立非執行董事可說是公司的良心。我認為,與管理私人公司相比,引入獨立觀點意味着公司的管理層必須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待事情。」

 

聶雅倫認為,公司須重視企業管治,才能真正建立強而有力的企業管治,而那亦正是中電控股貫徹實踐的。在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十年間,他見證着公司日益關注這個議題,並漸漸重視氣候變化。

 

聶雅倫有份參與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既研究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又從短期戰術角度看待投資。其他改變還包括,中電控不僅在年報和年度股東大會投入更多資源與持份者溝通,每年還安排50多次股東參觀設施的活動,而該活動更是由管理層人員或獨立非執行董事主持。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角色也一直演變,現在聶雅倫還擔任中電控股的人力資源及薪酬福利委員會以及提名委員會的主席。他說:「我之所以加入董事會,主要是因為我的財務背景,而且我在審核委員會中起着重要作用。現在我同時擔任提名委員會和人力資源委員會的主席,我還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以及財務及投資委員會的成員,我在公司要擔當多種職能。」

 

他指出,過去20年來,獨立董事的文化有顯進步,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現在亦得到更多培訓。監管方面也有新發展,例如關於公司資料披露的《證券及期貨條例》,聶雅倫說,這意味着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明白其職責是什麼。「本港有不斷更新的ESG上市規則。另一個例子是,就着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很多董事會都要考慮向市場發佈怎樣的公開聲明,這反映外在壓力增加了。」

 

 中電控股獨立非執行董事聶雅倫(左二)

 

聶雅倫認為,企業的董事會有來自不同背景的獨立非執行董事非常重要。「如我一樣,很多獨立非執行董事都具備專業背景,可能是律師或會計師。董事會成員中擁有行業專長和具實際企業運營經驗的企業家十分重要,因為在不同情況下,你會看到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會有不同的意見。」

 

他補充道,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最具挑戰性的一環,是要在監督企業遵規與監督企業運營等重要職責上取得平衡,同時又不能阻延進度和效率。

 

卓越企業管治的要素正不斷演變,企業要在這領域脫穎而出,就必須敏銳應變、回應持份者不斷變化的需求。儘管在過去20年中,香港取得了長足發展,但隨着企業面臨日益複雜和充滿挑戰的環境,我們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進。

 

 


 

公會於2000年創立「最佳企業管治大獎」,當時只設有鑽石獎、白金獎和金獎三個組別的獎項以及大獎。至2019年,大獎已增至六個主要組別,包括可持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獎、自薦獎以及網上傳遞管治資訊嘉許獎,頒出多達40多個獎項。

 

 本文為編譯版本,原文The awards of change首發於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雜誌《A Plus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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